宋念申（蒋立冬 绘）目前担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教授职务。他的研究工作长期围绕着区域和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空间建构，并且关注东亚区域的现代性转变过程。宋念申教授著有《发现东亚》（由2018年版本到2024年新版）、《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2024年出版），以及两部在主题上紧密相连的学术专著——《划界：在图们江制造现代东亚（1881-1919）》（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发布于2018年，预计2026年再版，本刊曾刊登王元崇教授对这本书的讨论文章）和《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The Neighborhood: Space, State, and Daily Life in a Manchurian City，计划于2025年及2026年出版）。近期，这两部著作都推出了新的发布计划：《西塔》的英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负责在中国大陆发行，而它的中文版也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世纪文景合作出版；再者，《划界》的中文版现已正式在中国大陆销售。在这个时机，《上海书评》特别邀请了宋念申教授进行访谈，请他结合西塔社区的具体案例和图们江边界的宏观背景，探讨东北地区所承载的空间意义、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动性表现，以及现代东亚地区国家的历史建构过程。这篇文章亦是《上海书评》专栏“普林斯顿思想客”系列的第四篇文章。
宋念申：西塔，从清朝至现代。采编工作由丁雄飞负责，视频剪辑则由杨小舟和丁雄飞（时长07:24）完成。
宋念申的学术作品，从《划界》到《发现东亚》《制造亚洲》，再至《西塔》，主题之间的联系十分明显。他如何描述这一发展脉络呢？
宋念申：《发现东亚》和《制造亚洲》实际上更多是教学活动的成果，而非纯粹的学术研究。前者来自于我在美国两所高校担任博士后及助理教授期间所讲授的东亚近现代史课程，后来经过调整更适合中文读者阅读。后者则与我开设在美国和清华大学的两门课程——《古地图中的东亚》有关。相比之下，《划界》和《西塔》则更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我个人一直思考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理解亚洲的“现代”，或者说是东亚如何与“现代性”相遇。总体上，这四本书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论述的。
这两类书籍，或者说我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一方面，我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了研究中的思考，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我最重要的历史研究关注点，其实更多是通过教学得以沉淀下来的——怎样审视“亚洲”这一概念，它能为理解“现代”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与方法。这类议题，单纯的历史专题研究常常难以直接处理。
宋念申的《发现东亚》 宋念申的《制造亚洲》 接下来，我们讨论您最新的一本书《西塔》。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研究西塔呢？或者说，您选择东北作为研究区域，这是否与您的个人经历有关？您提到西塔具有中心与边缘的双重特性，如果换成沈阳老城、铁西、满铁附属地等地方，您讲述的故事会有什么不同呢？
宋念申：我出生在北京，却直到快到三十岁才第一次前往东北。在此之前，我对东北和边疆的认识几乎为零。我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大学也读在北京，第一份工作同样在北京。正因为对于边疆的陌生，我初次踏足那片土地时，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发现那里的许多方面与我在首都时的想象截然不同。当然，由于我是外来的身份，我与本地人看待边疆的眼光也存在一些微妙的不同。那一次东北之行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韩之间围绕高句丽的历史争端，当时我想探究的是：为什么一个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古国，在二十一世纪初会变成一个外交难题？
研究题目的选择有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其说我“选择”了题目，不如说是题目主动找上门来。我最早了解到西塔这个地方，大约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