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深秋时节，红旗公社粮站的仓库里，赵沅被宋明远关在了门外。出乎意料的是，最先慌了神的人，竟是平日里说一不二的公社副书记。
门闩发出“咔哒”的声响后，库房内霉粮食的气味愈发浓烈，仿佛压在人的胸口。赵沅伫立原地，背后是高耸的麻袋堆，脚边零散散落着几粒苞谷，鞋尖触碰，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她一言不发。
始终不移动分毫。
宋明远却似乎早有准备，先将手拢进袖口，然后不慌不忙地走来，脸上挂着让人不快的笑容：“小赵啊，别这么紧张，我叫你来，是想帮帮你。”
赵沅将手中的家书折了折，塞进口袋，抬头望向他：“宋书记，有话您直说。”
宋明远停住脚步，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片刻，又移到她的肩膀上，语气不疾不徐：“返城的事，你跑了这么多回，也该明白，不是谁想回就能回。名额就这么几个，我批不批，其实一句话的事。”
赵沅听完，未作回应。
她太清楚，此刻谁先急躁，谁就输了。
宋明远见她沉默，又往前挪了一步：“你是个机灵姑娘，干活也能力强，这几年在公社表现不错。我本想拉你一把的。但人情归人情，规矩归规矩，我帮你，总得有点表示吧？”
话虽有保留，意思却显而易见。
煤油灯的火苗轻轻摇曳，将他半边脸映照得发黄，半边脸发黑，显得格外阴森。
赵沅忽然轻笑一声，笑意浅淡，如同风吹过水面，几乎没有激起涟漪：“宋书记，您儿子宋建国上个月在县城打架斗殴被拘留的事，您夫人知道是哪位派出所副所长帮忙摆平的吗？”
话音刚落，宋明远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仓库里十分安静，连麻袋缝里漏下的玉米粒滚落在地上的细微声响都能听见。
他盯着赵沅，眼神逐渐沉郁：“你听谁瞎说的？”
“是不是瞎说，您心里最清楚。”赵沅语气平淡，“城关派出所，姓刘的副所长。宋建国把人打得不轻，对方是运输队王师傅的侄子，听说在医院躺了十多天。您费了多少心思把这事压下去，别人未必知道，我多少了解一点。”
宋明远嘴角微颤，脸色骤变。
赵沅没给他插话的机会，继续说道：“您也别觉得我是故意查您。我一个下乡知青，真没那闲工夫。我只是想回上海，好好照顾我妈，不想在这儿跟谁争斗。可要是有人非要逼我走绝路，那我也只能想想怎么留条活路。”
她说话不重，甚至算得上轻柔，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逐一钉在木板上，清晰分明。
宋明远沉默了许久。
过了会儿，他才咬着牙挤出一句话：“赵沅，你胆子不小啊。”
“胆子都是逼出来的。”赵沅看着他，“我原先也没这么大胆。”
这并非假话。
三年前，她刚到红旗公社时，别说跟副书记说话，就连在大队会计面前多问一句，都觉得自己太冒失。
1969年春天，她从上海来淮北插队，十七岁，瘦弱，皮箱也旧，里面除了一件衣服，就一本字典和母亲缝的一双鞋垫。坐了两天火车，又换牛车，等真正到红旗大队，天已经黑了。
那时村口风大，土也多，一阵风刮来，让人睁不开眼。一起来的几个知青都狼狈不堪，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低头不语，只有赶车的老乡甩着鞭子喊：“到啦，到啦，以后这儿就是你们安家落户的地方。”
安家落户。
当时听着轻巧，后来压在身上却很重。
赵沅住的是西边那间土屋，炕硬，墙裂，窗户纸破了两个洞，夜里风灌进来，盖着被子都冷。头两个月她常半夜醒来，想家想得厉害，想母亲做的阳春面，想弄堂口的电车铃，想上海冬天湿冷的风。但想归想，第二天天不亮，还得跟着大伙下地。
她能吃苦，这一点是公认的。
摘棉花、锄地、挑粪、掰玉米，别人干一半就喊累，她却一声不吭。不是她比别人能扛，而是她明白，在这地方，嘴硬无用，手中有工分才管用。你少挣一分，年底分粮就少一口，没人会无缘无故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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