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宇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职业发展导师、“溪山行旅”发起人） 昨天晚上，我看了电影《四渡》，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片中那段浴血奋战、绝处逢生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踏上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之路。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一系列运动战的代表，持续了3个多月——从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开始，到5月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红军在这场战役中歼敌1.8万人，俘虏3600余人。
影片里有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时空中相对而立。蒋介石面前是精致的沙盘，他背后是身着笔挺军装、众星捧月的下属；毛泽东面前则是简陋的地图，他身后是衣衫褴褛、意见不一的核心团队。在湖南的严冬，8.6万红军将士经历了湘江血战，仅剩3万人马，却要面对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穷追不舍，再加上割据一方的川军、黔军、滇军……3万人的疲敝之师要对抗40万装备精良的敌人，此情此景，如何突破？
有三个关键点值得深思：一是红军长征中的军事战略经历了哪些转变？二是毛泽东如何从领导层“边缘”走向“核心”？三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化有哪些关键要素？
一、从“被动”到“主动” 红军的军事战略经历了不少变化。最初，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和年轻的博古掌握权力，他们推行“阵地防守、短促突击”的方针，导致红军一次次遭受重创。在长征途中，红军召开了六次生死攸关的会议，逐步确立了正确的领导核心，艰难地调整了军事战略：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面对重重包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西进贵州，但李德、博古不认同，两派分歧明显。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会议通过了向贵州转兵的决议，决定建立“川黔根据地”，这是长征中具有决定性的战略转向。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经过激烈争论，中央否定了李德等人东进的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会议讨论了三天，取消了“三人团”，朱德、周恩来成为最高军事首长，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北渡长江。
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责，明确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军事助手。此时，红军改变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黔北。
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红军成立了新的“军事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由毛泽东全面指挥。红军彻底放弃了阵地战，在运动战中灵活机变，通过“四渡赤水”出色地迷惑了敌军，最终突破金沙江，摆脱了重重包围。
长征期间，红军的预定根据地多次更换，作战方向调整了十多次，行动路线或在穿插、或绕弯、或回旋，但核心军事战略逐渐清晰——“寻找有利时机和地区消灭敌人”，通过运动战突破包围，保存实力。1960年，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访华，与毛泽东交流时，称赞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世界级战役。毛泽东回应说：“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
二、从“边缘”到“核心” 想要从战略上实现从被动到主动，首先要解决领导层问题。在“四渡赤水”中，我深刻感受到一位领导人如何从“边缘”走向“核心”，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坚韧和宽广的胸怀。其一，懂得韬光养晦，在关键时刻精准出击。
在红军前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