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8日作者在《笔会》刊发散文《黄昏》（图片取自《“笔会”创刊八十周年作家手稿展》）
现在想来都难以想象，1990年代时，苏南地区的读者读沪上《文汇报》要等上一天。至若苏北乡间，则需要等两天。万一碰上雨雪天，地处乡下学校的报纸，迟滞更是三四天不止。当年我就读的乡村学校，外地报纸大约要等上四五天才能收到。说到《文汇报》，特别钟爱它的“笔会”副刊。1985年刚上大学，在学校阅报栏第一次读到便颇有好感。1989年大学毕业回到老家一所乡下中学任教，尽管日子诸多不顺，可闲暇时间倒是不少。当时升学考试远没有如今这般紧张，师生课业压力也不重，学校还是给每间办公室订了报纸。我在的语文数学办公室，除了本地的《徐州日报》，还有《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课余时间翻阅报刊，成了我们排遣烦闷的方式。后来发现，同事们捧起《文汇报》时，多半和我一样，都是冲着“笔会”去的。
1990年某月，《文汇报》忽然增设“文汇周末”栏目，“随笔”以外，我又迷上了其中的“生活”版。无论“随笔”抑或“生活”，都能让我时常在文字里与那些行业前辈们不期而遇。宋楼这个乡下小镇上，在那条南北长约两里的煤渣主街旁，正是通过《文汇报》两个副刊，让我偶有机会觉得自己尚未完全脱离城市。
这话听着似乎费解，换种说法便豁然开朗——在那个年代，一个从农村来、在城里读了四年大学、最终又回到农村的人，内心会怎样呢？对我而言，恰似一只侥幸逃出枯井的青蛙，短短四年就爱上了城市的生活，转瞬却被推回原来那个名叫井底的干涸角落。若把时间回溯四十年，城乡间存在的，已不仅是物理距离上的远近，更是一种让人既看不到尽头又似乎一目了然的生存节奏。有那么一阵子，我总盯着街头的木质电线杆发呆，或是在办公桌前沉默半晌数窗外的梧桐叶，甚至会在同事家里肆无忌惮地看过头电视，直至屏幕满布雪花。
生存本能驱使着一切生灵去呼吸。起初我在夜里胡乱翻书，觉得不够，便开始动笔写些东西，总之是让情绪有个抒发的出口。深夜里，听着劣质白炽灯钨丝的嘶嘶声，我用圆珠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有回深夜，我把一篇关于大学生活的草稿誊写在蜡纸油印的稿纸上。那稿纸是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制、经由教务处油印机一次次推出的学生作文用纸。第二天一早，沿着煤渣路步行至镇中心邮电所，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寄往上海虎丘路50号。心里琢磨着，不知会怎样。
两个月后的某天，负责分发报纸的王老师在第二节课后像往常那样笑着说“报纸到了”，随手将报纸扔在门口那张办公桌上。我没在意，毕竟每天都有人会抢报纸，我向来是等别人看过再去读。某一节课后，我拿起《徐州日报》看了看上面的“放鹤亭”，又随手拿起《文汇报》，照例翻到固定版面。刹那间，标题“永远的牛仔裤”映入眼帘——是我自己的名字！两个月前八分钱寄出的稿子被刊登了！我脑袋嗡地一下，浑身发麻，一巴掌拍在桌上，脱口而出：“我的文章！”
同事们纷纷围拢过来，那篇文章像刚出生的婴孩般在众人手中传递，而我则像自豪的母亲，收获着幸福的祝贺和赞美。那天是1991年6月19日，星期三。
人群散去后，我逐字逐句读完自己的文章，长舒一口气，像是溺水许久终于浮上水面的濒死之人。走向食堂的路上，灼热的阳光让我感觉既难受又畅快。接着便是11月6日发表的《那夜的烛光》。这篇作品很快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九十年代散文选·1991》。次年三月，大约是我投出第四篇文章一个月后，收到一封来自《文汇报》的信函，封口处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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