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光谱右移如何影响欧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刚落幕，欧洲就遭遇了一连串的风暴。欧债危机缠身，难民危机不断，英国又选择了脱欧，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的推波助澜，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创新活力持续低迷，产业空心化问题也愈发严重。经济上的困境逐渐蔓延到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身份认同的冲突和治理效能的低下成了难以回避的难题。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欧洲的政治光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右翼势力的崛起，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不断改变着欧洲的未来走向，加大了摆脱当前困境的难度。美国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高调宣称要获得格陵兰岛，甚至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图为2026年1月17日，丹麦民众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举行游行，强烈谴责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野心。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摄 政治的碎片化趋势明显加速，治理效能随之滑坡。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的兴起，打破了欧洲多国中长期存在的中左、中右两大阵营的轮替格局，政党的数量急剧增加，联盟的构成也变得更加多样，结果就是治理效能的下降。首先，频繁更换政府成了多国的常态。由于单一政党难以获得组阁所需的多数席位，多党联合执政成了普遍现象。执政联盟内部利益分散、立场各不相同，政府的稳定性大打折扣。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长期以反建制的姿态争取选票，一旦进入政府，却不得不与建制派妥协合作。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很容易引发联盟内部的对立和僵持，导致大量的政治资源被消耗在组阁谈判和危机应对上，实质性的治理议程不断被拖延。其次，政策的连续性严重不足，重大改革难以推进。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关乎欧洲长远竞争力的重大改革，都需要跨越多个选举周期的稳定政策框架，但政党为了争取选票，往往回避深层改革，选举竞争被短期利益所绑架，大量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再者，社会议题讨论的极化倾向加剧了公共讨论的撕裂。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放大对立情绪和极端立场，温和的声音在舆论场中日益被边缘化，政策辩论演变成了立场对峙，社会共识的形成难度不断上升。保护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贸易救济和产业保护的政策措施频频出台。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维护本土产业和就业的主张，也放大了整个欧洲加强保护的呼声。在选票得失的考量下，主流政党和欧盟机构的保护主义立场也愈发明显。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策目标由开放竞争转向安全优先。2023年，欧盟出台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将供应链依赖等列为重点风险领域，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其次，政策工具由规则约束转向行政干预。2026年公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旨在通过公共采购优先等安排，强化对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的行政引导，其中不少条款的保护主义特征显而易见，可以看作是为域外特定国家企业量身定做的。再者，政策对象由普遍治理转向针对性设防。在近期修订的欧盟《网络安全法》及相关认证安排中，将所谓“非技术风险”纳入评估框架，把企业国别背景、控制权结构等因素与网络安全挂钩，实际上是针对特定国家的高科技公司设置制度性障碍。《外国补贴条例》虽然文本上不针对特定国家，但自实施以来几乎所有深度调查都涉及某些特定国家企业，定向执法的特征非常明显。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内部分歧日益公开化。目前，欧盟在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减少外部风险冲击的大方向上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普遍主张国家主权优先，他们的疑欧倾向使得欧盟在对外事务中凝聚共识的难度大大上升。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成员国的分歧特别突出。围绕俄乌冲突，各国在对乌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制裁的范围和冲突的解决路径上各有千秋。防务投资的财政分摊也争执不下，南北欧与东西欧在承担比例和优先方向上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在对外经贸领域，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各成员国因为产业结构和贸易依存度的不同，在谈判的立场和反制力度上难以形成统一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