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子杀母的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那时候，汉武帝晚年选定幼子刘弗陵为继承人，为防止子幼母壮的历史重演，在册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便立即赐死了他的生母钩弋夫人。回望整体史实，这般行事更似特例而非常态，它实质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普遍遵循的惯例。自汉武帝之后，真正系统推行类似做法的，主要见于北魏初期。
汉武帝为何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首创立子杀母之例？这位在西汉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建树最为卓著的帝王，一生以开拓与强势著称，晚年却变得多疑不安。巫蛊之祸便是在这氛围中演变成一场重大的政治动乱。在江充等人煽动下，事态急转直下，最终迫使皇后卫子夫自尽，太子刘据起兵反抗失败后身亡，其子孙亦未能幸免，牵连者多达数千人，朝堂与宗室均被投入恐惧的深渊。
太子刘据离世后，皇位继承问题再次摆在汉武帝面前。在余下的皇子中，他最终挑选了年幼的刘弗陵。但刘弗陵当时年仅五六岁，几乎不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当他在立为太子时，其母钩弋夫人就被处决。表面看来冷酷无情，实则深藏着汉武帝对历史教训的深切忌惮。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汉武帝会认定钩弋夫人必须被清除？
检视西汉早期的政治局面，汉武帝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汉高后吕雉专权期间，几乎彻底改写了刘氏王朝的权力版图。她不仅独揽朝政，还扶植吕氏外戚势力，使汉惠帝及后续继位的少帝都沦为傀儡，刘氏江山一度处在险境，外戚权势甚至一度压过皇权。到了汉文帝时期，高皇后薄姬虽较少直接干预朝政，但凭借她的庇护，其家族依然拥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薄姬家族对朝局的间接作用，以及在关键时刻对周勃等重臣的影响力，都印证了太后身份对政治运作的深度介入。
再观汉景帝朝的窦漪房，更是深度参与政治决策。她信奉黄老学说，与后来推行儒家改革思路的汉武帝产生严重分歧，甚至在汉武帝即位初期对其形成明显制衡。改革派官员赵绾、王臧因此被诛杀或打压，田蚡、窦婴等重臣遭罢免，汉武帝的政治空间一度被严重挤压，皇权稳定也一度受到威胁。
至于汉武帝的本生母王娡，她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虽不如前几代太后那样直接，但通过外戚田蚡等人，依然构建起强大的家族势力网络，外戚干政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并未真正远离权力核心。可以说，西汉初期几代太后几乎都深度卷入权力结构，无一例外退居后宫的现象。汉武帝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成长的，他对母后干政、外戚专权的警惕，已几乎成为其政治本能。因此，当年幼的刘弗陵被立为太子时，他所忧虑的不仅是继承问题本身，更是担心未来可能再度出现吕后式的人物掌控朝政。
基于这种极端的防范心理，汉武帝才做出赐死钩弋夫人的决定，并给出了他著名的解释：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这段记载于《资治通鉴》的文字，清晰展示了他将国家稳定建立在提前阻断母权的逻辑之上。
然而，这一做法在历史上并未形成持久传统。真正将立子杀母进一步制度化并付诸实践的，是后来的北魏政权。北魏建立前，拓跋部长期延续着母强子立的政治结构。新君拓跋珪建立北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舅贺兰部落的鼎力支持，这种母族政治力量在草原政治体系中尤为关键。但政权稳固后，拓跋珪开始意识到母族势力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为避免外戚再次干预皇位继承，他在一定程度上确立立子杀母的制度框架，试图通过极端措施切断母族干政的途径。太子拓跋嗣的生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