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旧藏敦煌残卷同国家图书馆藏残卷，得以成功缀合（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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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专家多方找寻、反复比对，30余件残损的敦煌写卷终缀合为一。这些写卷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及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海内外6家机构。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涌泉展开这幅拼接后长达3米的写卷，并展示了更多敦煌残卷缀合的成果：失落的纸页得以复位，与原卷“重逢”；笔画不全的残损字也被成功拼合成“完璧”。
众多拼接缀合后的敦煌写卷，仿佛穿越漫长岁月而重新“苏醒”，散落世界各地的文明遗存逐步归拢、逐渐明晰，重现其本来的风采。
近二十年，张涌泉教授团队专攻敦煌学研究这个冷门领域，在普查掌握敦煌文献“家底”后，摸索出一套缀合方法，发现可缀合的敦煌残卷达1.75万号以上，目前已拼接缀合上万号。
“敦煌残卷的缀合，关乎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成败利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辈姜亮夫先生就早有此见地。”张涌泉追忆浙江学人与敦煌学的深厚情缘，感佩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项楚等前辈学者的开创引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约7万号古代写本文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的宝贵实物遗存。唯其珍贵，这些文献却大量残损分离，亟待修复与缀合。”张涌泉表示。
但是“此事务本艰险，成就不易”，如姜亮夫所言，敦煌卷子常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碎卷又常散布各地：或在中土、或巴黎、或伦敦、或日本，必须设法汇集一处，方能复原。”
近些年，随着各国藏书机构馆藏敦煌文献的基本公布，张涌泉教授团队对全世界已刊布的敦煌文献进行穷尽性调查与数字化整理，为敦煌文献建立数据库，并给其中4000余号未定名残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敦煌文献“家底”。有了这个基础，敦煌残卷缀合成为可能。2014年，张涌泉教授团队“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项目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年，《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课题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
他们逐步总结出一套缀合方法：先是“类聚”，将同一种文献或内容相关的文献分类，再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再考察行款书迹，通过比较纸张、书风、行款、字体，比对断痕、文意、正背面内容，判断残卷是否同属一写本。
以往敦煌文献整理往往只能就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钻研，能做到“探深井”，很难“观全景”。张涌泉说，以往的整理研究就像“挖宝”，缺少整体把握。而经过这些年大规模的缀合工作，拼接缀合上万号残卷，整理研究逐渐转向对写本群的研究，不仅纠正了前人在定名、断代、真伪鉴定方面的疏漏，还为破解敦煌藏经洞性质之谜提出全新见解。
2025年，项目第一批成果结集为《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出版。汇集更多学术成果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也在筹备中。
尤为难得的是“出成果”与“出人才”相得益彰。张涌泉先后吸纳大批学生加入科研团队，指导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除团队核心成员外，参与本项目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已有六七十位，他们毕业后分别到各地院校工作，有的已成长为高校的学术领军人物。”张涌泉谈道。
这些年AI（人工智能）盛势发展，也给学术研究带来影响变化。在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带领的AI团队同张涌泉教授团队联手，近几年已在“AI+文献学”“AI+考古学”等领域展开新探索。
张涌泉感慨，迄今为止，他和团队的成果主要靠“人脑”，要一个一个卷子翻阅、比对，需花“笨功夫”，甘坐“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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