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在中国读者心中，苏联作家高尔基成为了标志性人物，他的两句名言在华夏大地广为传颂。一句是豪迈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气势之盛，可与流传千古的许浑名句“山雨欲来风满楼”相提并论；另一句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时至今日，在不少书店的角落，依然能见到这句箴言。
笔者的青少年时代，恰逢苏联文学在中国读者视野中的一次回归。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1956年初版的高尔基《母亲》及其自传三部曲，而这三部曲的影响力，实际上超越了前者。
在那时的青少年心中，高尔基不仅是一个历经磨难的苦孩子，更是一位通过超级勤奋读书而实现逆天改命的楷模。他从自学成才者蜕变为苏联文豪，这一转变过程深深激励着人们。高尔基的读书经历，也与当时著名作家高玉宝的少年求学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我要读书”，这句发自两个同样姓“高”的名人的心声，在贫困中挣扎求学的岁月里，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烙印，给我们那一代青少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励志印记。
高尔基的一生，布满了苦难，也充满了奋斗，最终绽放出辉煌。说他的命运多舛，是因为即便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仍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头像，曾一度从苏联《文学报》上消失，但正如诗人在《海燕之歌》里所坚信的那样，“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戈宝权 译）。2004年，在普希金19世纪参与创办的《文学报》复刊75周年之际，那个被摘下的头像，重新回到了这份报刊的封面上，与普希金的头像一起，再次成为了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两个熠熠生辉的里程碑。
在《文学报》编辑部，俄罗斯创作界、研究界及图书界的作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不朽的文学先哲。主编波利亚科夫的主旨发言，表达了与会者的共同心声：“我们终于醒悟，俄罗斯文学绝不能在贬低前辈的基础上得以复兴。”
一
高尔基，原名彼什科夫，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在苏联时期，这座名城以他的笔名来命名。他为自己取的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其俄文本意即“最大的痛苦”，只要回顾他从小所经历的苦难，便不难理解，这个名字绝非哗众取宠之举。
他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三岁就患上了霍乱，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被迫改嫁，他回到姥爷家中，母子俩遭受了不少歧视。年幼的他，很早就切身体会到了世态炎凉，“穷亲戚是不受欢迎的。”
他只上过短暂的教会学校，姥爷破产后被学校开除。为了谋生，不到十岁，他就被迫踏入社会，开始靠捡破烂为生。做过皮鞋匠学徒，当过圣像画师助手，也在轮船上做过勤杂工。尽管生活举步维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求学的梦想。普希金、巴尔扎克、叔本华等大家的作品，很早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为了读书，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曾因读书误事而被老板毒打。即便如此，一个饱读诗书的有志青年，却因为缺乏文凭而被大学拒之门外，“大学，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幻想。”
高尔基的“大学”，注定不会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而是在风雨如晦的码头边，在闷热的面包烤房中，在泥泞的送货小路上，在恶臭的地下室里。
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改编的同名电影海报
为了求学，高尔基不仅承受了身体的伤痛，也经历了心灵的创伤。业主老板的歧视和压迫固然让他心寒，但更让他心痛的是，与他一同挣扎在底层的苦力们，有时也会欺生。在青年时代几次徒步漫游俄罗斯的旅程中，他同样经历了种种艰辛。他做过各种脏活累活苦活，当过装卸工、送货员、卖面包人……为了生存，有时甚至不得不与品行不端的流浪汉为伍。因此，他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的疼痛，更是灵魂的折磨。
茨威格借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来概括俄国文学的特点，称之为“我苦故我在”。高尔基的“痛苦审美”就非常典型。
在《童年》中，他以黑色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俄国底层生活中那些欲说还休的痛苦场景：“在无尽的时日里，痛苦变成了日常，火灾也变成了欢乐。那一无所有的面庞上，连伤疤也成了美丽的装饰”。他对文学导师契诃夫坦诚：“我是一个十分孤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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