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出色的公司，股票价格或许在持续下滑，并非公司经营遭遇困境，而是散户投资者持有大量股票、市场流动性旺盛，从而被量化策略视为收割对象。至于那些业绩表现欠佳的企业，反倒可能因为契合热门话题，被量化策略一波波推高。近日，南京大学商学院安同良教授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重点剖析了“AI时代中国量化交易的异化、非对称收割”等现象，并对AI时代的量化交易监管提出了具体意见。
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统计，到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化私募机构掌控的资金规模已逾1.8万亿元，其中百亿级量化私募机构数量超过60家。这些机构仅占A股流通市值的约3%，却贡献了每日30%至40%的交易量。在小型股票市场中，量化交易的占比更是超过一半。研究团队还整理了另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45家百亿量化私募全部实现盈利，平均收益率高达37.6%，最高的超过70%。而在同期，据不完全统计，散户人均亏损2.1万元。
安同良教授介绍，研究团队对A股市场最近一年多出现的量化交易收割行为进行了“手法剖析”，总结出包括“逐浪抱团”“精准狙击”在内的多种操作模式。
譬如，量化机构会先将某只股票制造出“放量突破”的假象，成交量显著放大，价格急速上涨，K线图形态看似完美。当散户看到“均线多头排列”“突破前期高点”等所谓“信号”而追入后，量化机构便停止买入，转而小批量、高频次地卖出股票，导致股价每日跌幅在1%至3%之间。这样持续跌上二三十天后，散户最终只能“割肉”离场，而量化机构则将“甩出”的筹码重新吸纳回来。
上述案例频发，会给资本市场造成哪些不良后果？对此，安同良指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股价与公司基本面逐渐分离。其二，市场不再是价值发现的场所。财富并非被创造，而是被转移。其三，长期资金可能撤离。部分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者，面对一个被高频交易扰动的市场，难以安心持有。这些资金一旦流失，市场的不稳定性会进一步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2026年6月，上交所清理了量化机构的专用交易通道，尤其是那些使量化交易速度比散户快数百倍的高速通道。证监会主席吴清也在公开场合强调，必须“突出公平性，深化细化高频量化监管”“方向明确后，监管力度还要加大”。安同良教授就此提出了“五维纠偏、一费归中”的建议方案，从降低交易频率、提高透明度、限制做空、调整收费标准等方面入手，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具体而言，降低频率，即当前高频交易的认定标准是每秒300笔，量化策略正好卡在299笔，建议进一步降低这一标准。提高透明度，即算法必须打开黑箱。建议头部量化机构的核心参数、因子权重，乃至源代码，按照规定和要求公开，并提前完成备案，确保有据可查。限制做空，即大幅规范量化策略的融券做空行为。调整收费，即按报单金额、撤单率、超频次数征收累进式高频交易费。量化策略如果要进行高频收割，就必须按交易频率缴费，让每一笔高频交易为其产生的负外部性承担代价。
“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一条——让技术回归规则的公平性，而非变成少数人的特权。”安同良表示，量化交易本身并非邪恶，确实能够提供市场流动性，协助价格发现。但当其速度、信息优势、做空功能被放大到散户无力对抗的程度时，就不再是中立工具。“关键不在于消灭量化交易，而在于保证竞争规则的公平性。谁跑得更快可以，但不能只有你拥有跑道，其他人在泥泞中挣扎。”他说。
安同良
安同良，曾任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现为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江苏数字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南京大学中奥熊彼特创新中心主任。担任中国资本市场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杰出人才计划、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长期专注于创新经济学、数字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
作者：仲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