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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乌鲁木齐7月11日电 文章标题：马边塞诗词为何成新疆与中原交流载体？——专访石河子大学郭中华
作者 史玉江
丝路横贯东西，中原与西域因此紧密相连。古道上，马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成为流传千年的文化符号。马在中华古典诗词中，已然是文化血脉里不朽的精神象征。
为何涉马边塞诗词能促进西域（今新疆等地）与中原文化的互动融合？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特别访谈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
2026年3月6日，乌鲁木齐新疆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内，女骑手们精彩的马术表演，格外引人注目。赵凯 摄影报道
摘录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中新社记者：马与古诗词有何特殊关联？
郭中华：中国马文化历史悠久，人与马情谊深厚是其鲜明特点。古代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热爱马、饲养马的人都非常多。
这种背景之下，马自然成为历代文人钟爱的吟咏题材。先秦《诗经》里有“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唐诗中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宋词里提及“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元曲中则有“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文学艺术画廊里的重要形象。
在文人士大夫笔下，马早已超越坐骑和交通工具的功能，成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人生写照；是映照着时代气象与文人志趣的复合型文化符号；是沟通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国家的文化桥梁。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促进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
郭中华：首先，历代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重要途径。
张骞出使西域，丝路正式开通，中原与西域的交往从此频繁，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由此开始。《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出良马”。大宛“天马”更成为西汉诗赋赞颂的对象，汉武帝创作《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作品，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为其附加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这类创作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已将西域纳入正统叙事范围。
魏晋以来，民族迁徙加剧，西域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前凉在高昌设郡，中原制度西移，同时西域胡马不断流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来源。涉马边塞题材的文学创作也随之发展。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张华《壮士篇》“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等诗句，虽是泛写，但“大宛马”“西北驰”的地理指向明确，暗含对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
到了唐代，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高峰期。一方面因为唐代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形成完善的驿传网络；另一方面，岑参、高适、王维等边塞诗人亲赴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两次深入西域从军，创作大量西域边塞诗作，成为后来的边塞文学典范。他诗中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都在描绘西域以马为特色的地理风貌。
唐代以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持续不断。宋代汪元量、陆游，元代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陈诚、吴伟业，清代蒋平阶、纪昀等，都创作了许多边塞题材作品。
这些涉马边塞创作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更展现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表达，甚至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们以西夏为背景，将马提升为国家力量与个人理想主义的象征；西夏的马种、乐舞与军事活动，也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形成“现实—象征—审美”结合的涉马文学模式。这种文学书写模式中，一个自然风光广袤壮美、人文特色鲜明迥异中原的西夏形象，也由此塑造并被广泛传播。
新疆昭苏县湿地公园景区里，牧民们正在进行水中刁羊比赛。李文武 摄影报道
其次，从历史观察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