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枫书院近日举办的岭南文化新讲第四十讲，专题探讨陈寅恪在广东的学术生涯。1949年初，陈寅恪南下入粤，此后终生未再离开。此番讲座邀请了张求会先生、胡文辉先生两位陈寅恪研究的权威学者，分享他们眼中这位大师的真实面貌；资深媒体人罗韬先生主持了整个活动。
现场照片示众，从左至右依次是罗韬、张求会、胡文辉。
“陈学”研究三十年来，在广东结出了累累硕果。1995年陆键东出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由此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陈寅恪热”；2013年胡文辉写成《陈寅恪诗笺释》，此作追求“发皇心曲”，亦是对陈寅恪整个人生心路的艺术再现；2025年张求会推出的《陈寅恪四书》，堪称陈学研究集大成的代表。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抵广州，在岭南大学（1952年停办，文学院等核心科系并入中山大学）执教治学。1949年下半年，除了陈寅恪，钱穆、熊十力两位大家亦在广州逗留过。此后不久，熊十力应董必武之邀北上，钱穆转赴香港，唯独陈寅恪留在广州。
关于陈寅恪作出这一人生重大抉择的缘由，张求会引用“陈学”专家吴定宇早年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发现的一份史料：“唐筼（陈寅恪夫人）多次表示陈寅恪坚决不肯出国。同时她也提及香港大学拉拢陈寅恪的情况，她讲，香港大学的马鑑（马衡之弟）曾请陈寅恪到香港大学担任系主任，待遇十分优厚，陈寅恪断然拒绝。后来又请他推荐人才，他同样不愿意。”
张求会认为，陈寅恪当时究竟是将岭南视为毕生最终的归宿，抑或暂时的中转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陈先生在广东这二十年，总体说来，过得并不算太愉快，或者说真正称得上开心的日子并不多。不过，他对我们的贡献远比我们对他付出的多得多。”
岭南大学时期，陈寅恪夫妇与学生合影留念于1950年。
胡文辉则认为，陈寅恪留下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其一，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已无法支撑海外执教；其二，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给予他的礼遇与关照，吸引力相当可观。
谈及陈寅恪在广州期间的学术成就，张求会用“继往开来”四字来概括。“继往”，指的是他擅长的中古史研究得以延续；“开来”，则是指他转向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心史”研究。此外，“继往开来”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在岭南，他“重申”并“践行”了自己的治学理念，对岭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罗韬补充道，陈寅恪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几篇文章，显然是“因时而作”。特别是他在1951年完成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具有古今映照的深意。彼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而他预见到中苏关系终将破裂，这样的远见令人钦佩。“他高明之处在于，始终坚守学术中立性，但文章读来又有强烈的现实感。”
有现场观众提问，能否将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这“四大历史学家”进行比较。胡文辉回应说，这个提法源自同为历史学家的严耕望，严耕望对这四位学者进行比较时，分析得透彻明了。他也推荐大家阅读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该书可作为阅读历史的入门读物。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许晓蕾 通讯员桃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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