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大宪章》的历史与神话

2026年6月10日下午，一场关于“中国世界史学界首部《大宪章》专著”——《发明宪法：〈大宪章〉的历史与神话》的圆桌讨论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行。该书作者王栋现任深圳大学法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自读硕士起便深度探究《大宪章》。王栋在书后记中曾这样写道，视此书为硕士论文的延续版本。回溯历史，早在麦都思于1827年出版《东西史记和合》将《大宪章》及约翰王事迹引入中国近200年后的今天，这本专著标志着国内对《大宪章》的认知跨入新阶段。此次论坛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理的“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第148期，由该院宁雅主持，吸引了部分本硕博学生到场。

王栋研究员

讨论伊始，王栋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阐述。其一，关于《大宪章》实体版本存档。2015年英国在全球巡展《大宪章》真迹时，展出的并非传统认知里的1215年版本，而是1217年版。对《大宪章》版本的认知误区普遍存在，症结在于难以区分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签发版本。《大宪章》实有1215、1216、1217及1225年四个版本（version）。1215年版本出自约翰王之手，后世的《大宪章》皆源于此。四个版本中，1215年版本为特许状/宪章，分正本与副本。正本具法律效力，加盖国玺；副本则不具备。依照此标准，学界已确认四份1215年《大宪章》正本手稿，分别是科顿第一份（Ci）、科顿第二份（Cii）、林肯版（L）和索尔兹伯里版（S）。其中Ci版因1713年火灾及后世复原失当，呈现黑灰色块状，仅存1733年约翰·派因的版画资料为证。Cii本底部存在三条裂缝，传统观点认为这是约翰王发泄对男爵不满所致，实则为装订所致。威廉·斯塔布斯编撰《英国宪章选辑与其他例证》时以Cii版为蓝本，此后被广泛用于教学，深刻影响了英国宪法史研究数代学者。传统说法称1215年《大宪章》分发至35个郡。2009年艾弗·罗兰兹提出，该年《大宪章》仅发给13个主教区，这与文秘署档案清单吻合，且解释了现存四份手稿的由来，观点获得学界认可。王栋还介绍了作为1215年《大宪章》蓝本的《未知特许状》《男爵法案》，及其衍生的1216年、1217年、1225年《大宪章》与1295年《大宪章》；并补充了中世纪英王印玺、政府文件相关内容。

2015年四份《大宪章》首度汇聚

Cii《大宪章》

其二，《大宪章》的法律根源，探讨具体条款与罗马法、教会法、普通法的关联。王栋由此引出“共同法”概念。在罗马法复兴及教会法实践时期，与英国普通法共存，这种罗马—教会法即共同法，亦称“学者法”或“两法”（utrumque ius）。1999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赫姆霍尔兹提出，《大宪章》63章中至少有1、4、5、7等34章源自共同法。詹姆斯·霍尔特、约翰·哈德森和乔治·加内特等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大宪章》部分章节与共同法的相似在于前者偶尔使用罗马—教会法术语；特别是第39章未受教会法影响，为男爵原创诉求。这场争论实质是英美学界对“正当程序”起源的分歧。实际上《大宪章》法律渊源呈现多元化特征：第7、8、22、27章受教会法影响，第1、52、53、57、63章则反映教义与教会法的双重作用；第9、10、20章体现罗马法痕迹，第20、38、41、52章使用大量共同法词汇；第2、18、24、32、35、38、54章则源于英格兰本土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