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岁的汪东兴家里，依然摆放着一排书柜。有访客问起他对开放后中国的看法，家人小心翼翼地先替他铺垫：老人家，确实有些成见。这话虽轻，却像钉子一样扎人。
西单附近的胡同里，汪东兴搬出中南海后住了很多年。客厅并不奢华，北墙整排书柜，里面多是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西墙靠窗，挂着毛主席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写给他的王勃《送别》。每当有客人在画前驻足，他也会跟着看，眼神专注地停留在那些字上。
他没有立刻谈论开放，也没有马上谈钱。这位老人，早年从江西弋阳走来。一九一六年，他出生在清湖乡的贫苦农家；一九二九年投身革命；一九三二年转为共产党员，参加了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那时他不过十几岁。
往后的岁月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在他身上刻下深深印记。到一九四七年，他被调到毛主席身边负责警卫工作。从这年算起，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他在主席身边近三十年。一个人的习惯，三十年的浸润，足以刻进骨头里。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中央警卫工作，也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他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他最看重的是两字：规矩。
有人写书，说他思考问题时会抽烟，高兴时会喝酒。汪东兴听了很不高兴，干脆撂下一句话：他几十年不抽烟，也不喝酒。并非为烟酒辩解，而是对细节格外较真。他担心后人写历史时，掺杂太多水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批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汪东兴来说，这不是报纸上印的几行字，而是身边风向彻底变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原本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突然回到家里的书桌前。门关上了。
但他没有把耳朵也关上。家人说，他晚年仍关心时政新闻，会看从互联网上下载来的资料。九十多岁的老人，坐在书房里，戴着老花镜，一页页翻看。桌上是报纸，旁边备着笔，手边还是那些旧书。
外面的大街已经大变样了。商铺、广告、楼市、股市，年轻人谈论机会，也谈论赚钱。汪东兴看在眼里，心里并非全盘否定。他知道国家变富裕了，日子更活了，许多旧年短缺都消失了。
可他的顾虑也就在这里。在家人眼中，他对开放后的中国有意见，所谓“有些成见”，并非看不惯生活变好，而是见不得有些人只盯着钱，忘记了纪律和人民。他一辈子从警卫岗位走来，最怕的就是松、散、乱。市场可以热闹，心不能冷；楼可以建得高，规矩不能垮。
这就是他的成见。
一九九四年五月，家乡修史的同志来登门。年近八十的汪东兴头发全白，腰杆却依然挺直，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地审阅送来的稿子。他还特意提醒家乡的同志，人物传里要补充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方志敏是全国有名的烈士，应该经常宣传；余汉潮是他走上革命道路最早领路人。
人老了，最记得清楚的，往往不是官职。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五时二十八分，汪东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消息传出后，许多旧事又被重新提起。可在那住了多年的胡同家中，最后留给人的画面，依然是书柜、老花镜、铅笔和那幅《送别》。老人坐在桌前，把报纸边角压平，低头看字，像是在替这个变快的时代守一道慢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