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制度既为寒门打开了上升的门路，到了九世纪，它又转变为皇权打击士族、重塑政治秩序的方法。本文以李德裕改革科举为切入点，阐释唐代皇权如何借助科举抑制士族、扶持寒门。约在845至846年间，杜牧在江南担任刺史时，曾向宣歙观察使高元裕递送一封长信，批评当朝某些官员主张进士名额应分配给寒门，而士族子弟却“不得进入”。这项政策执行得“极为坚定”，且十分严苛，令杜牧满腹牢骚：它不仅断绝了士族科举入仕的途径，还使得已通过科第做官者，被“浮华轻薄”的罪名贬低职位。作为京兆杜氏名相之孙，杜牧在信中为受此影响的士族子弟辩护，更列举历代显赫出身之贤臣，证明歧视士族实属荒唐。信中饱含杜牧对士族衰落的悲鸣：朝廷选拔进士时对士族“设下网罗，如同防盗贼”，士族子弟因而“藏头露尾，无法踏入仕途”。（《上宣州高大夫书》）而让杜牧这般愤慨的“执事者”，正是宰相李德裕。
在探讨唐代“士族”的任何论述里，李德裕都是绕不开的焦点。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他的家世都堪称完美。他源自赵郡李氏西祖房，属于正统的“五姓七望”。当中晚唐时期，这种显赫门第所能提供的政治资源远不及父祖的声望权势来得显著。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官至御史大夫，以刚正不阿闻名于世；父亲李吉甫更是宪宗朝的核心宰相，开创中兴局面，威名远扬。
德裕历经两朝任相，其最具争议的政策便是改革科举制度。他显赫的出身以及父子两代皆凭门荫做官的经历，使得他对进士科的批评与调整很容易被后世学者视为带有阶级偏见。政敌牛僧孺则通过进士科入仕，家世远不如他，更添这层色彩。陈寅恪曾以“旧族礼法”与“进士文词”的冲突及背后的阶级倾向，解读李德裕派系间的斗争；后世则把这简化为“李德裕因出身士族而反对科举，牛党因寒门出身支持科举”的阶级叙事。
但这种简化的说法早已被岑仲勉、Michael Dalby、王炎平、砺波护、渡边孝、傅璇琮等中外学者从多方面推翻。事实上，中晚唐党争并非截然对立。即便勉强列出所谓“牛党”“李党”名单，学者们仍发现：无论是旧族比例、父祖官级高低，还是入仕方式（科举或门荫）构成，两党间难见显著区别。
王、傅等人更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驳斥了笔记小说及部分正史中对李德裕的负面记述。简言之，身为士族的李德裕非常重视扶持寒门，特别是用科举为寒门子弟开启仕途。他并非反对进士科本身，只是不满其过于形式化，故两度为相时均改革科举，去除浮华与仪式化的部分，提升公平。正如杜牧所言，李德裕掌权后，科举之门甚至一度不让士族进入；而当这位“赞皇君子”被贬崖州时，“八百孤寒齐下泪”的场景，确实显露出“公道自在人心”的色彩。
唐代科举 支持阶级叙事的材料 我们也需留意，支持这类简化叙事的史料确实存在。例如，《旧唐书·武宗本纪》中一条记载转入《新唐书·选举志上》，常被作为“李德裕出身士族打击科举寒门”的依据。记载称，李德裕主张“朝廷要员”应由士族担任，因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熟谙朝廷事务，台阁仪轨，班列规范”，而寒门即便才高，科举入仕后仍需从零学起，甚至“无法精通”。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对这段记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但笔者认为，这条史料反而证实了“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