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砚，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建筑集团里担任项目主管。
去年夏天，我姑妈沈秀兰打来电话，她和表姐方媛打算去俄罗斯旅游，问我有没有兴趣结伴同行。那时我正忙于工地上监督施工进度，满脑子都是混凝土标号和钢筋排列间距，便随口应了下来。
坦诚地说，我对这次旅行并非抱太大期待。
姑妈沈秀兰是个典型的中国中年女性，整辈子节俭度日，将表姐方媛拉扯成人。表姐方媛比我大三岁，离婚后独居，在县城经营一家小型服装店，日子过得平淡。
我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寻常的家庭旅行，看看红场，参观教堂，再买些套娃回去就算。
未曾料到，这次旅程竟让我的认知彻底改变。
出发当天，我们在首都机场会面。
姑妈肩上挎着个旧帆布包，拉杆箱上系着条红色丝巾，说是怕下错行李。表姐方媛倒是衣着考究，白色连衣裙配米色风衣，还特地做了个新发型。
“小砚，充电宝带了吗？”姑妈刚一见面就询问，“我看攻略说国外不太好借。”
“带了带了。”我拍拍背包，“您放心，我全准备好了。”
登机前，姑妈执意要在免税店逛逛。她拿起一瓶面霜瞧了瞧价格，又默默放回货架，嘴上念叨着：“回来再买，回来再买。”
我心头微微一酸。
姑妈这辈人没出过国，第一次出国旅游，连瓶面霜都舍不得买。我假装没看见，偷偷将那瓶面霜收入购物篮中，打算下飞机时给她个惊喜。
飞机升空后，姑妈靠着窗边，望着云层出神。
“妈，您别紧张。”表姐递过一杯水，“到了那边有我呢，再说还有小砚在。”
“我不紧张。”姑妈笑了笑，“我就是觉得，这辈子能坐飞机去国外，值了。”
历经八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我们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办理提取行李时发生了小插曲。姑妈的行李箱被磕掉一道口子，她心疼得直叹气。我去找机场工作人员理论，对方态度冷淡，用俄语叽里咕噜说了不少，最终指了指旁边的投诉柜台。
投诉柜台排着长队，前几位是中国游客也在处理问题。等待了差不多四十分钟，终于轮到我们，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能赔偿五百卢布，折合人民币不到四十块。
“算了算了。”姑妈摆摆手，“也不是什么大事，走吧。”
我明白她是怕麻烦，但暗地里那股火气已然升起。
离开机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七月的莫斯科比北京凉爽许多，气温只有二十度出头。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前往酒店，司机是个络腮胡壮汉，一路播放着震耳的音乐，车速极快。
表姐方媛坐在副驾驶，吓得紧紧抓住安全带。姑妈在后座小声念诵着阿弥陀佛，我则死死盯着导航，生怕司机绕路。
抵达酒店办理入住又遇波折。
我们预订的是两间标准间，可接待人员说系统里只显示一间。我把预订记录拿出来给他们看，对方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争执，最后还是加钱升级了套房才得以解决。
安顿进房间放下行李，姑妈瘫倒在床上，长舒了一口气：“这国外的钱，真不好省。”
我望着窗外阴沉的天气，心里也开始嘀咕起来。
次日清晨，我们前往红场。
站在那片声名远扬的广场上，说不上有多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固然壮观，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洋葱顶也挺漂亮，但整个广场的规模远小于我的想象。
“这还没咱们天安门广场大呢。”姑妈道出了我的真实感受。
不远处有几个中国旅行团，导游举着小旗子，用扩音器提醒注意事项。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有的还执着自拍杆，场面颇为喧嚣。
游览一圈下来，我发现这里的商业气息异常浓厚。遍地都是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套娃、军帽、冰箱贴，价格却不菲。一个普通套娃就要两千卢布，折合人民币一百六十多元。
“这也太贵了。”表姐拿起一个工艺一般的套娃，撇了撇嘴，“网上只卖三十块钱。”
“人家是原产地嘛。”姑妈笑着圆场，但还是领着我们离开了。
中午用餐时，又遇小麻烦。
寻找了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餐厅，菜单全是俄文，连英文注释都没有。服务员不懂英语，我们比划了半天，最后只能指着邻桌的菜让服务员照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