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伯，两个半碗阳春面来了。”我举着两枚一元硬币，硬币在暮色中亮了一下。
面摊老板的手悬在半空，面杓停着，另一只手已经碰到面条。我瞧见他眉头先是一蹙，慢慢又松开，眼角的皱纹渐渐舒展开，最后弯成了雾气里那么柔和的曲线。
“两个半碗……成。”他小声应道，像在自言自语。
面杓往下一放，装得满满当当。面条入锅之际，沸水雪白，香气猛烈地迸发出来，挣脱了傍晚湿漉漉的空气。我猛吸一口气，这味道钻进鼻腔，在胸口转了个弯，把等了一冬阳春面的肚子安抚得妥妥帖帖。哥哥一直没吭声，只是把手指在裤兜里磨来磨去，指头都搓白了。
面条送上，是满满两碗。我们挤在窄条凳上，脑袋挨着脑袋。汤面映着路灯的昏黄，油花在面上漂，像撒着的金子。喝第一口汤，整个人都暖和了。哥哥挑面走进我碗里，我又偷偷拨回去，来来回回，直到竹筷碰到碗沿发出细碎声响。一只流浪猫不知什么时候走到跟前，蹲在脚边，尾巴尖蹭着我的脚踝。
那时候我们不清楚，两元一碗阳春面，不等于一元能要半碗。更不明白，那个常在收摊后自个儿擦灶台的老板，每天得应付多少这样的孩子。他认得我母亲——那个常用旧菜篮，收摊时才来买蔫青菜的女人。她的围裙总洗得雪白，却总在口袋里装着两颗水果糖，一颗给我，一颗给哥哥。
后来我们学懂了算术。越学得多，那两碗面显得越重。
二十年后某个黄昏，我牵着七岁女儿，又站在那个市场。市场早改头换面，水泥案子换成不锈钢架子，唯独那面摊没变。店面大了些，招牌换了，白底红字，灶台还是那个灶台，磨得发光的木头案板，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面摊客人挤满，生意红火。老板成了老板的儿子，眼睛和从前老板一个模子，见到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我抢在前面开口：“老板，两碗阳春面。”
“一碗八块钱。”他说，声音还和从前一样沙哑。
女儿已经踮着脚爬上案板沿，鼻子几乎挨到热气腾腾的锅边。
面条端上来，汤还是那样清，油花还是那样闪亮。
女儿说那叫“会变魔术的面”，因为她看老板下面条时，锅里明明是两份，盛出来却能装三碗。
善意这东西，原来也会累积。只是它的利息，需要等好多年才能显现出来。
□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