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怡芬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鱼尾纹》，继《离觞》《海上繁花》之后问世，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作品包含了“银河之眼”“鱼尾纹”“浪淘沙”“与海豚同游”四个章节，围绕女主角小葵的四十年人生轨迹展开，巧妙将社会变迁与个人际遇融合在一起，讲述了一部情节曲折的“平凡人史诗”故事。
“四十岁之后，我愈发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杨怡芬谈论创作动机时说，“不论是宏观历史还是微观历史都让我着迷。同时，我也萌生了回顾同代人成长经历的念头。”她表示，自己和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恰好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相重叠。“有种说法是，我们这四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杨怡芬说，“以这样的时代经验作为素材，我决定‘通过一个女人的成长来描绘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
小说以一位在舟山成长的普通女性的精神成长为主线。从考入大学，到因职场潜规则导致婚姻失败，再到借助经济腾飞实现逆袭……小葵的人生既有理想主义的昂扬向上，也有经历现实重击后的深刻反思与绝处逢生。女主角“职场失误事件”在读者圈曾引发广泛讨论，杨怡芬回应称：“人性的多面性和人物的复杂性，本就是小说应该探索的领域。作为写作者，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些，努力去看清。”她认为，“揭露阴暗面和复杂性，将其置于阳光之下，隐藏的事物就会因描述而显现，或许能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在杨怡芬眼中，走出困境的小葵依然是典型的“强女性”。她离开体制内工作转而经商，最终成长为商海弄潮儿。对于女性主义，杨怡芬这样理解：“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与男性对抗，而是对抗那个被驯化的自我。小葵始终在抗争，这就是我选择她作为主角的缘由。”
《鱼尾纹》最初的标题是《羞》，与库切的经典作品《耻》相呼应。这部作品是杨怡芬四十岁后直面复杂社会权力运作，探究人性幽微与道德极限的勇气之作，也饱含着她对芸芸众生的诸多爱与悲悯。正如她所说：“‘鱼尾纹’属于身体的一部分，是衰老的开端，是岁月的赠礼。皱纹深处藏着难以言说的情感，可能是羞耻也可能是羞愧。最终，它就是鱼尾纹，我们终将与它相伴一生。”
南都专访中，杨怡芬坦承《鱼尾纹》是她的“任性之作”。
南都：能否说说《鱼尾纹》的写作初衷？为何将其称作“任性之作”？
杨怡芬：《鱼尾纹》的写作缘起，源于“年龄”带来的感悟。四十岁之后，我对历史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无论是对大历史还是微观历史；同时，我也萌生了回顾同代人成长经历的冲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历程恰好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相吻合。有种说法是，我们这四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就是“几世为人”。这是个宝贵的素材宝库，会有许多作家投身其中，我也算一个。因此，这份缘起，既是我个人的创作自觉，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自觉。
我对老去保持着乐观态度，在智力和体力衰退之前，随年龄增长的是视野的拓展。当然，这需要建立在持续观察和阅读的基础之上。四十岁之后，我就打算以一个女人的成长来书写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在一个经济社会总体向上的阶段，预设她跌倒后仍能重新站起，但在这一过程中会面临重重难关，她必须克服各种挑战向前迈进。这属于正常的构思，之所以称它为我的“任性之作”，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写作策略中，我采用了“不安全”的方式。这部小说与我现实生活非常贴近，近到可能被误解为作者本人就是女主角。尤其《银河之眼》开篇，小葵的原始设定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的经历。这种任性的好处在于，小葵观察到的世界能尽量保持真实。托尔斯泰曾说，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在书写他个人的片面而已。这种“真”，就是我所观察到的主观而片面的时代。因为书写对象与作者我的视野高度重合，文本呈现出的现实感就特别强烈。一个小闺蜜曾告诉我，她阅读时很费力地把小葵和我分开。
我明明知道与自我拉开距离的写作才是安全的，但我仍然选择了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