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礼议”之争：秩序崩解后的无效重建

尤淑君教授的著作《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得以修缮再版，对于明史学界，特别是政治史研究领域来说，无疑是一桩幸事。此书聚焦于嘉靖朝的“大礼议”，表面讨论的是皇帝“承继何人法统”以及“设置生父尊号”的礼仪问题，实则深层揭示了“忠”的定义权之争——皇帝要求臣子对自己忠诚，臣子则坚持应忠于国家礼法。双方立场坚定，致使国家的官僚群体与秩序因此发生严重分裂。

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是明代中期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关乎嘉靖帝，以兴献王之子身份入继明朝大统后，是否应该认明孝宗为父，这一选择直接影响到明孝宗、武宗一脉的帝统能否延续，同时也关系到兴献王一脉的血统传承。支持与反对两派各持一词，而这场争论正是围绕当时明朝的核心礼仪制度展开的，故称为“大礼议”。自明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明代“大礼议”与宋代“濮议”具有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延续关系，两者都以皇帝“认父”与“继统”的艰难抉择，反映了古代社会围绕最高权力展开的斗争中，人性与法统的残酷较量。事实是，宋代“濮议”因皇帝去世而草草结束，成为了一个不完整的政治事件，而“大礼议”则完整展现了从冲突起源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深入研讨这一事件，一方面可以理解古代皇帝在人格与制度间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能够观察到皇帝在不同权力场域内的具体表现，这些内在与外在的张力，持续吸引着一代代学者深入探究，是非曲直，争论不断。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作者: 尤淑君

版本: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旧苑荒台杨柳新

要让经典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就必须采用创新的方法。尤淑君教授的这本书之所以在二十年前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关键在于它引入了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视角。政治文化研究，众说纷纭，大体上是指对群体性政治态度的研究。与传统的史学方法相比，尤教授将研究视角建立在人格与制度的内在冲突之上，并开拓出了权力场域展示的新空间。

全书共分为四章以及两篇附录，前两章按时间顺序展开，从“大礼议”的全面爆发开始，一直到冲突双方各自展开理论辩论，包括颁布《明伦大典》等。这是明朝在经历了靖难、夺门等武力事件之后，首次遭遇如此大规模的君臣冲突，也标志着权力秩序的巨大变迁。最终，嘉靖帝通过制度手段确立了自身的绝对权威，用自己的偏好修改了大量礼仪制度，以此防止礼制对皇权的束缚。第四章则是作者审视皇帝、内阁、言官在“大礼议”中的行为及其观点，总结出其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变化和差异。

《大明王朝1566》剧照。

本书的前三章主要叙述历史脉络。从正德皇帝驾崩后的政局危机开始，内阁首辅杨廷和依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原则颁布《武宗遗诏》，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为“嗣皇帝位”，但由于未明确朱厚熜应如何入继，从而埋下了争议的种子。杨廷和主张朱厚熜应过继给孝宗，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张璁则提出“继统不继嗣”，认为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无需改变与生父的关系。到了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未经内阁，径直下诏，直接将生父定为“本生皇考”，引发群臣抗议。最终在杨慎带领下，134名官员伏哭于左顺门，遭到廷杖惩罚，16人不幸离世。为了巩固这一结果，一方面驱逐内阁，将诸臣定罪；另一方面修撰《献皇帝实录》到《明伦大典》等一系列著作，将私人性的孝思转化为公共性的政治原则，使“人情论”成为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在这样成功的尝试之后，嘉靖帝开启了更为宏大的礼制改革，逐步改变明朝原本的宗法制度乃至整个礼法体系，创造出“同堂异室制”下“父子同昭穆、兄弟异昭穆”的荒诞局面，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