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学》：文化生态与唐代文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范式开始从传统转向现代，更加注重文化生态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等代表性成果相继问世。此后，受此格局影响的学者众多，研究范围纵向从唐代向前向后延伸，横向也从科举制度扩展至其他领域。在此背景下，唐代文馆制度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唐代弘文馆、崇文馆、史馆、秘书省、集贤院等馆阁，是当时的重要文化机构，主要从事书籍的收藏、人才的培育以及文史的编纂工作，因此与唐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夏平教授以"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为题，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作者持续关注这一领域，先后出版了《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唐代文馆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等多部著作。《制度与文学》即是在前述工作基础之上展开的新一轮研究。

《制度与文学》。 受访者 供图

《制度与文学》的引论部分，直接点明"反思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在总结四十余年来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进行了深入论述，明确了其学术渊源，"既包含西方文学社会学的元素，也蕴含中国学术自身的传统"，指出这一研究格局的形成，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产物。

如何才能更加深入地揭示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制度的权力本质》一章给出了较好的解答。制度作为建构秩序、维护正义、保障公平的工具和手段，以某种力量的形式对其他事物产生影响。无论制度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从作用力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其引导和制约，文学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归根结底，文学是不同时代制度品格的诗意呈现。

作者在《制度诗学：中西互鉴的文学社会学》一章中，进一步探讨了制度与文学研究学术的意义。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西对于"制度"、"文学"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将所研究的制度范围限定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和财政诸端。而法国埃斯卡皮等人则认为，应该从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等角度来审视文学的外部环境，因此要关注作家的时代背景和群体状况，特别是地理位置、职业出身、社会资助、出版制度、消费动机等。对于"文学"的理解，差异更为明显。例如，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指出，中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其最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则提出了"文学事实"的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作为交际的文学，作品并非单纯的物品，而是承载着意义的交际行为；二是作为过程的文学，包括设想、中介物、活动特性；三是作为机构的文学，涉及生产、市场和消费。正因如此，在研究方法上，中西也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中国传统"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等方法，与西方社会角色理论、计量分析等方法，可以互为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目的，应该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看世界，从世界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学。

书的第三章至第十章，从文学生产、时空变化以及制度设计与文学演进等层面，详细揭示了制度对文学产生的力量。

第三章《制度与文学生产程式化》和第四章《隐性制度：“文学家法”与宫廷诗学》，主要探讨了文化制度下的文学生产问题。作者以唐代馆阁为例，系统地阐述了馆阁的创置与文体演进、右文政策与诗史传统、文学教育与文学技术化等问题。特别指出，"显性的文学制度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把握，比如文馆、选官、教育等制度往往是可见的，其对文学的作用力也较易理解。但隐性文学制度，例如帝王的典范作用、历史故事的援引等，对其抽绎和把握则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第四章，作者将研究方向转向隐性文学制度对文学生产作用力的论证。该章以时序为框架逻辑，以初唐时期唐太宗的"文学家法"、盛唐时期集贤院、中晚唐宫廷诗歌活动为例，系统地论述了隐性制度对唐代宫廷诗学演变的作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