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专题｜聂溦萌谈《晋书》的修撰、点校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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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溦萌（蒋立冬 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聂溦萌副教授，研究重点放在汉魏南北朝史和历史文献学上，著有《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还合编了《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因为担任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修订主持人，在修订本《晋书》出版时，她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谈了修撰、点校和修订的情况。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共十册，定价780.00元。

关于《晋书》的修撰过程，请您谈谈。现在通行的《晋书》是唐太宗晚年完成的。在此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种旧晋史，也有体例相当完备的纪传体《晋书》在世上流传，那么，唐太宗君臣为什么还要另外修撰一部《晋书》？

聂溦萌：唐初统治者非常看重修前代史这件事，贞观前期，已经完成了北周、北齐、隋、梁、陈五代史的纪传部分，贞观后期，又修了《五代史志》和《晋书》，《晋书》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那么，为什么还要重修晋史呢？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里讲的主要原因是诸家旧史不够完善。诏书批评了十四家旧晋史，这些批评大概可以分作三类。一是文辞不好，特别是有虚浮繁冗的毛病，二是没能完整包举东西两晋，三是好多晋史采用编年体，相对粗略，也不符合那时候以纪传体为正的普遍观念。后两项问题，南朝时其实已经解决了，我们知道南朝时至少出现了臧荣绪、萧子云、沈约三种包举两晋的纪传体晋史。不过，南朝的学风和唐代不同，在唐人看来，旧晋史虚浮繁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修晋书诏》表明了尚简恶繁的态度，刘知幾在《史通·叙事》里也说两汉三国之史“日伤烦富”，晋代以后各史更是“流宕逾远”。

在公开说法上，唐太宗确实是基于上述考虑，贞观二十年决定令修国史所修《晋书》，并给了相应的人员、物资支持。不过，后人更喜欢从现实政治上去找唐初重修《晋书》的缘由。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提了一个说法：他认为李唐皇室认自己是陇西李氏十六国西凉主李歆的后裔，所以唐初重修《晋书》，把前凉、西凉两国从载记升入列传，还记下其祖先李歆之子李重耳逃到江左的事，用来“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培栋先生结合唐太宗晚年的政治环境，推测他重修《晋书》的意图，这个说法得到了更多的认同，也有不少学者沿这个思路继续研究。其中最受关注的观点是唐太宗亲自为《宣帝纪》和《武帝纪》作史论，借此在立储问题上借古讽今。晋武帝的嫡长子司马衷据说是个白痴，而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比较有才干。晋武帝最终选了司马衷当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惠帝在位时发生了八王之乱，接着五胡入华，西晋就灭亡了。在西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让司马衷当继承人，东晋初干宝《晋纪总论》，更是直言西晋“戎羯称制，二帝失尊”的结局首先怪罪于晋武帝“树立失权，托付非才”。而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也一直有储嗣之争。他早年通过玄武门之变从父兄手里夺了权，在下诏重修《晋书》不久前的贞观十七年，他又经历了自己继承人的废立。如果历史能证明晋武帝立明显不行能力的嫡长子为嗣是错的，那么这就可以成为唐太宗早年弑兄和晚年废长立幼的有力辩护。《晋书·武帝纪》的史论反复批评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子不肖则家亡”，“惠帝可废而不废”，“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最后把晋武帝的一生总结为“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认为他对身后的安排非常失败。而在《宣帝纪》的史论中，唐太宗直接说司马懿在魏朝两次受顾命，却做欺骗虚伪的事，痛斥“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最后给出“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的评价。玄武门之变会不会成为自己在后世的污点，也是萦绕在唐太宗心中的一大问题，李培栋先生说，《宣帝纪》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