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产汽车举行年度股东大会，会场中一份提案引爆舆论——有股东提议恢复卡洛斯·戈恩的CEO职位，这份提议包含在多项要求撤换现任CEO伊万·埃斯皮诺萨的议案里。据《Automotive News》报道，提出此建议的股东毫不避讳提及戈恩曾经遭遇的法律困境，他直言：“即便戈恩有犯罪指控，日产仍需要这样的人才，他有缺点也有优点，我希望找到这样的领导者。”这一提议实际上是市场对日产八年经营困境的集中宣泄。自2018年戈恩离开后，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始终未能摆脱业绩低迷，股价持续下挫，转型步伐缓慢，亏损压力不断累积，现任CEO埃斯皮诺萨承受着巨大的改革压力。一些股东期望昔日的“危机管理专家”能够再度出山，扭转当前局面。不过，戈恩正面临国际通缉的法律状况，决定了这场回归希望从根本上是无法实现的。
股东集体期待戈恩的回归，源于戈恩掌舵期间的经营佳绩与日产近年业绩下滑形成鲜明对比，巨大的反差催生了怀旧情绪。戈恩被誉为“成本控制大师”，1999年接手连续七年亏损、负债沉重的日产，通过人员精简、关闭低效工厂、优化供应链等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仅用一年时间便使日产扭亏为盈，数年内偿还超过两万亿日元的巨额债务，阻止了公司破产的命运。在管理领域，戈恩成功构建了雷诺-日产-三菱全球汽车联盟，整合三方的研发、采购、制造资源，在其巅峰时期，联盟销量曾位居全球第二，庞大的协同效应为日产提供了稳固的利润来源。他强硬果断、执行力强的管理风格，也成为不少老股东心目中解决危机的典范。
图片来源：戈恩领英 戈恩任职期间，还推动日产进入中国市场，并于2003年成立东风日产合资企业。在其巅峰时，东风日产年销量超过百万辆，成为在中国市场领先的合资汽车制造商之一。
反观戈恩离职以来，日产内部管理层频繁变动，战略方向摇摆不定，电动化转型速度明显滞后于竞争对手。财务报告显示持续亏损，为缓解现金流压力，公司甚至卖掉了全球总部大楼。为了削减开支，埃斯皮诺萨推行关闭7家工厂、裁减两万名员工的激进削减方案，却仍未能阻止销量和利润的双双下滑，股价的疲软进一步加剧了股东的焦虑。
许多股东认为，当前日产决策缓慢、内部矛盾重重，缺乏敢于根本性改革的领导者，面对行业巨变显得无所适从。对比戈恩当年的危机处理经历，投资者自然产生“如果有戈恩在，情况不会这么糟糕”的预期，要求罢免现有管理层并提议戈恩回归，实际上是投资者对当前扭亏方案的不满和对快速寻找突破道路的渴望的情绪外化，是对强势改革型领导者的怀念。但这种怀念过于集中在戈恩的过往成就上，忽视了其个人的法律问题及历史问题，也忽略了当年戈恩下台背后存在的联盟权力斗争、内部管理冲突等深层原因。简单复制旧模式，无法适应当今汽车行业电动化的新环境。
从法律、地缘、公司治理三个角度来看，戈恩重返日产掌管经营几乎不可能实现，股东提案更多是情感上的表达，不具备实际操作基础。戈恩的法律事件时间线清晰：2018年11月，他在日本东京因涉嫌虚假报告高额个人薪资、挪用公司资金等财务犯罪被逮捕，在经历了两次拘留、缴纳共15亿日元保释金后获得保释。2019年12月，戈恩藏在音响设备箱内，从大阪关西机场搭乘私人飞机逃离日本，最终抵达黎巴嫩定居。法律层面上，日本检方对戈恩的相关指控并未撤销，2022年法国方面也对戈恩涉嫌挪用雷诺资金问题签发逮捕令，戈恩目前是多个国家司法机构通缉的对象。地缘政治因素构成法律障碍：黎巴嫩与日本、法国之间均未签订引渡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