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依次是：蔡萌、何芊、薛冰清三位学者。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独立宣言》，宣告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统治。这份奠定了美国立国根基的文本，至今已问世二百五十周年。从印花税法、不可容忍法令接连激化英美矛盾，使得殖民地民众原本效忠英王的传统爱国观不断松动，再到大陆会议反复打磨文稿，调和各方诉求，《宣言》的诞生交织着政治妥协与现实考量的博弈过程。《宣言》提出的自由、主权与自然权利话语，在时代流转中不断经历解读、重塑甚至撕裂。值此历史节点，《上海书评》特别邀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蔡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何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薛冰清，共同探讨美国革命前后政治话语的流动、重塑与裂变现象。
对谈围绕三位学者的新著——《跨大西洋激进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兴起》（薛冰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出版，310页，68.00元）、《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何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208页，58.00元）、《革命之后：自然权利观念与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文化》（蔡萌著，格致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248页，78.00元）展开，立足跨大西洋思想传播、殖民地爱国观念演变与后革命时代话语博弈三重维度，聚焦政治话语的生成、挪用与争夺，厘清美式自由思想的双重源流，剖析美国革命为何难以彻底终结，重新审视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深处，持续拉扯其社会与制度的内在思想张力。
美式自由的双重源流
英属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中特别强调了“自由”和“独立”，反对对英国王室的效忠。何老师的研究讨论了北美独立运动过程中，“爱国”观从以忠君爱国为特征转向了以自由为特征，那么，首先请何老师谈谈，新旧爱国观是如何在博弈中实现转变的？
何芊：对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北美殖民地人来说，“爱国”本非单一概念，而是由效忠、自由、公共精神、公共福祉、美德、主权等概念共同构成的组合体。在帝国危机爆发之前，这个组合体的重心是忠君爱国。殖民地人的“爱国”意味着效忠英王、维护作为英国臣民的自由权利，同时增进帝国繁荣。博林布鲁克式的“爱国君主观”，正是把忠君观与自由观紧密粘合在一起的关键环节：国王应当是自由的守护者，效忠君王也就可以被理解为维护自由政制的一部分。
《印花税法》危机之后，这套结构内部的张力逐渐暴露出来。殖民地人一方面拒绝承认英国议会未经同意而直接征税、立法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继续自认英王臣民。这就是我在书中所说的效忠困境：既要抗争，又要效忠；既要拒绝服从英国议会，又不愿承认自己已经走向叛逆。传统爱国观的包容性一度为这种矛盾提供了转圜空间，因为自由和效忠还可以共处在同一个观念组合之中，只是二者的次序和重心开始发生变化。
真正能看到结构转变的是主权之争。殖民地的激进派们试图拆解“王在议会”的英国主权观，把效忠英王与服从英国议会剥离开来。他们坚称，殖民地人可以继续效忠作为自然人的英王，但不必服从英国议会的无远弗届的主权。这种理论当然带有很强的权宜性，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新帝国构想，但它继续缓解了自由与效忠之间的冲突，也更清晰地展现出自由已经成为“爱国”观念组合中更靠近核心的毗邻概念。
到了“不可容忍法令”之后，波士顿被塑造为美利坚自由事业的受难者，“共同事业”口号迅速风行。殖民地人的自由权利不再只是宪制争论中的原则，而是变成了可以动员民众、组织联合协议、成立地方委员会、改变殖民地政治权力结构的行动纲领。随着大陆会议联合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