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扎巴拉（Santiago Zabala），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学者，现担任西班牙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哲学教授，其研究领域涵盖了形上学、西方哲学史、艺术哲学以及文化批评等。他师从意大利哲学名家瓦蒂莫（G. Vattimo），学术成果颇丰。他著有《未来的征象：一种警示哲学》（Signs from the Future: A Philosophy of Warnings, 2025）、《逍遥之在：另类事实时代的自由》（Being at Large: Freedom in the Age of Alternative Facts, 2020）、《为什么唯有艺术能拯救我们》（Why Only Art Can Save Us: Aesthetics and the Absence of Emergency, 2017）、《存在的遗骸》(The Remains of Being, 2009）、《分析哲学的诠释学性质》（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2008）等多部著作。2026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与该系博士生尹紫涵代表《上海书评》，以意大利都灵线下交流加电邮问答的形式，专访了扎巴拉教授，围绕警示哲学、艺术的哲学地位等议题展开探讨。
圣地亚哥·扎巴拉（图片来自受访者个人主页https://www.santiagozabala.com/）
探寻哲学之路
您的英文著作《存在的遗骸》（Remains of Being）的中译本早已面世。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也到访过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高校进行讲学。为让中国读者更深入了解您的工作，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哲学背景？
扎巴拉：我成长于罗马、维也纳和日内瓦，接受的是当地的国际学校英文教育。这段国际化的经历对我后来的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我能够直接阅读大量德文和法文哲学原著。我在都灵大学攻读哲学，并在瓦蒂莫指导下完成了以图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相关成果后来出版，成为首部专门研究这位德国哲学家的专著。2006年，我在罗马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获得洪堡奖学金，在波茨坦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在成为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加泰罗尼亚研究与高级研究院（ICREA）研究教授之前，我还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了两年。
我的主要哲学兴趣在于将哲学诠释为一种警示，同时探究我们对警示为何选择忽视。近年出版的几部著作都围绕这一核心观点：最大的危机往往表现为危机的缺席。这并不是说现实中不存在危机，而是那些最严峻的危机往往被我们忽视，比如气候变化、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以及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逍遥之在：另类事实时代的自由》（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20）和《未来的征象：一种警示哲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5）这两部作品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我认为，这些哲学话题同样会吸引中国读者的关注，因为它们不仅关乎每个人的生活，也与中国哲学的关切有共通之处。
《存在的遗骸：形上学之后的诠释学存在论》，[意]圣地亚哥·扎巴拉著，吴闻仪、吴晓番、刘梁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228页，42.00元
瓦蒂莫对您的影响深远。能否谈谈您与他的交往以及他对您哲学思想的影响？
扎巴拉：确实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视瓦蒂莫为老师，致力于传承他的哲学遗产。
